工業利潤的趨勢并不比工業價格的趨勢更值得依靠。例如,標準.普爾統計的1926年、1930年、1936年不同工廠集聚利潤的行為顯示出,所有工廠的利潤在3年中的每一年基本相等。因為那些在1930年比在1926年收益更多的股票同時有著向上的趨勢,那些有著較小的收益的股票顯示了向下的趨勢。當1930年與1963年相比時,這些趨勢將怎樣持續或變化呢？我所做的統計顯示,變化的數量勝過持續的數量大約為2：1。
讓我再將所得的數字作為投資資本的百分數。這些數字由紐約第一國家城市銀行編纂了多年。表51選出了1929年代表著凈價值最好百分比回報的5種工業股和代表著最差回報的5種工業股,并給出了1947年和1963年的相關指數。
介于1929年和1947年的變化確定驚人,1929年的最差組群在1947年實際上超過了最好的組群,較前面的每一個工業在回報上顯示了一個強勁的改善,而較后的每一種工業顯示出下跌。
如果在1963年和1947年作一個類似的比較,我們發現5種最好的工業指數平均值從24.6％下跌到17.7％,而5種最差的平均值從4.2％上升到18.5％。
當然,戰爭環境和它的余波,在產生這種介于不同年份的繁榮和不繁榮指數的相對位置的異常轉變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加到1963年中的數字是處在正常條件下的相對變化的一個測量,它們顯示出1929年5個最差的指數,放棄了1947年記錄特別高的部分。但我們確實看到在1929年2個組群之間存在著一個很大的缺口,這受到“最優組”中5種股票的回報下跌和“最差組”中除了一個以外的收益的影響。
這些材料證實了這樣的經濟原理：在長期運作中,作為競爭力量逐漸作用的結果,在更有利的和很少有利的商業地區資本的回報趨向于集中,它把其他家的資本吸引到一家。這樣的變化顯露其自身所需的時間是不可預測的、易變的,在某些情況下會很長。這一點是真實的。但下面的運行趨勢幾乎表現在所有的工業中,這些工業發現它們本身在任何一個時期都處在回報率相反的一端,如果把這種趨勢應用到工業中,那么它必須也應用到每個工業領域的大多數個體業務中,因為這里的“工業”僅僅是一組公司的名稱。
這些觀察對集中在公司中的流行的投資政策可以有特殊的應用。這些公司有著精彩的長期吸引力,并且愿意事先為多年以前期盼的結果支付高價。長期的間隔需要使那樣的投資面對一個特別的風險,或者通過正常的競爭,或者通過新的技術發展,或者兼有兩者。作出這種承諾的公司,其較高的利潤和增長率在支付期結束之前或許會受到嚴重的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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