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這些股票的最高市盈率增加了相關信息——用1957年至1961年的最高價格除以最高收益——以及其他方面的收益股利和資產價值圖表。材料被概括在表46中。
考慮到前述1962年衰退期間新普通股的社會購買者的經驗,我認為所表現出的結果確實是可怕的（實際上真正結果或許比我所發生販的更壞,因為標準.普爾將那樣的證券選擇在它的股票指南里,它或許假定這些選擇比那些被省略的更好）。讀者最好花費一些時間檢查在股票市場所經歷的交叉選擇,它提供了可能是最有力的證據：小企業出售新普通股構成了最沒有吸引力的“投資”（這個詞完全是適用的）形式和最危險的投機中介。
與在較老的未上市股票中選出我們的30種樣品股一樣,我發現較小交易所的股票與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股票同樣在公司質量和市場效果方面取得了積極的進步,最后,非隨機的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中的30種股票被發現給出了整組的最好結果。這些對比支持了我的觀點：防御型投資者應該將他的普通股方案局限在大的和強的公司證券中。
在表47中我增加了資料,以比較標準.普爾公司的500種股票綜合指數與按月提供的以35種未上市股票為基礎的國家證券局工業平均指數所反映的市場價格變化。我們將注意到標準.普爾股票比道.瓊斯30種工業股票運行得好,并且第三市場指數也運行得好。在1951年至1960年,開始時以100美元購買超過1000種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股票并持有它一直到期末的結果,與購買道.瓊斯工業股票的指數相類似（這個事實被芝加哥大學的研究所證實）。這些數字似乎與我的隨機案例的指示相矛盾,該指示認為單體組合的質量越高,所期待的結果就越好。
對所使用的平均指數的近期研究至少將部分地回答這里的明顯矛盾。標準.普爾指數實際上是由公司規模權衡的,因為較大的和領導性的企業承擔了價格變化的絕大部分,本質上它極不同于道.瓊斯30種股票中的大企業。國家證券局指數的構成有點和道.瓊斯類似,這個指數通過在最大和最強的未上市股票中選擇35種來實現。所有的處于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股票組合指數在1951年至1960年運行相當好的原因,或許是低質量股票并沒有特殊的銷售努力,并且或多或少地有以它們的相對價值出售的傾向。很清楚,由于對低等級證券大吹大擂的促銷因素,誘使公眾在它們的市盈率大于真正強大的公司時才出手,而可笑的價值高估并沒有那么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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