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銀器較少，十分珍貴，白銀的使用有嚴格等級限制。

　　神龍二年(706年)九月的儀制令明確規定:“諸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渾金玉;六品以下，不得用渾銀”。開元間(713-741年)銀器的使用已較前有所增加，但在“金銀之屬謂之寶，錢帛之屬謂之貨”。的情況下，唐廷仍明令禁止金銀器使用范圍的擴大。開元二年(714年)唐玄宗稱:“聯欲捐金抵玉，正本澄源。所有服御金銀器物，令付有司，令鑄為挺，仍別貯掌，以供軍國。珠玉之貨，無益于時，并即焚于殿前，用絕爭競。”同時還頒《禁奢侈服用軟》，重申了臣僚服飾“四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的規定。

　　但延至中唐以后，金銀器開始流行。現有的考古材料表明，僅今陜西、內蒙、浙江、江蘇、河南、青海、山西等省區1957一1991年的21次發掘，先后出土唐代金銀器就達2500多件。而其中一次出土上千件的陜西西安何家村和江蘇丹徒丁卯橋，上百件的陜西扶風法門寺和浙江長興下萃橋，均為中唐以后的窖藏。這些銀器的重要用途之一，是各地向唐中央進奉和唐中央對達官貴人的賞賜。因此，中唐以后出現了空前的金銀進奉和賞賜之風。德宗繼位，為表示儉樸，大減各地進奉。但大歷十四年(779年)閏五月“丙戌，詔禁天下不得貢珍禽異獸，銀器勿以金飾。”銀器似乎已不在禁止之列。金銀器使用的禁令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尤為值得注意的是，中晚唐時，伴隨著金銀器成熟時期的終結、普及和多樣化時期的到來，銀器種類大增，紋飾更加豐富多彩，大型器物和銘刻器物增多，造型和紋樣更為大眾化。

　　當然也應該看到，唐代的白銀產量畢竟有限，白銀器飾的全面普及尚有待時日。元和七年至十三年(812一818年)的6年間，憲宗傾全力打擊方鎮，先后8次出內庫財物付度支，但在共支錢123萬貫、絹163萬匹的情況下，所支銀卻僅有5000兩。雖然憲宗內庫藏銀量已不可考，且所支出的5000兩也不一定是內庫所藏的全部，但憲宗似乎還不至于舍不得出內庫銀用于打擊方鎮。無獨有偶，敬宗時(824一826年)又有將左藏金銀悉數收入內庫之事，可全部“宣索”到的也只有挺銀及銀器10萬兩，金器7千兩。而在晚唐錢重物輕的巨大壓力下，唐廷還曾把白銀視為無益于生人、不可解饑寒的奢侈品，一度設法禁止嶺北采

　　銀，以便礦冶業中集中力量采銅鑄錢。在這樣的條件下，白銀器飾的普及也難免受到一定影響。